《象》云：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推陈出新：我国发生颠覆性科学理论与技术的臆测 纵观科技史上两次大的科学革命以及之后产生的技术革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涉及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等基础概念的变化，进而带来人类哲学观的进步、科技层次的飞跃。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才能推动其发展，而代替、否定只能阻滞其作用的发挥。

问题在于，我们要另辟蹊径，发挥自己文化蕴含的特殊方法论优势。一般来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认识一个事物，我们用来测量的工具尺度要精确于被量度的对象才能有效。重大科技创新应该密切关注人类社会长远的价值需求，尽力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尤其在可以预知的发现、发明之初，不要打开潘多拉的魔盒。[28]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对有关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留下了许多原则性论述，认为意识除了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机能内部状态，还是最高的产物。守正即深具价值规范、引导功能，符合科学人文化方向。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右脑记忆量是左脑100万倍。把一切都习惯于比类阴阳五行及其变化关系，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深度发展。[7]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预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变成了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西方哲学、科学一直采取对意识从外向内的研究途径（体现在脑科学的进展中），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通过类比推理，不仅使思想、进行说服教育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在仿生学领域曾做出了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至于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马克思没有明确说出——应该是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协调与统一，为综合的、整体的大科学。三是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质量、能量均处于隐伏状态。

2020年我们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初还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都在给科学注入价值，以使科学精神和道德理想结合、科学与人文精神相融。这一科学方法辅有形象、直观、感性的图像、符号以及数字等象数工具揭示客观事物规律，通过象征、类比等途径把握世界联系。

意识成为意识研究的客观对象，意识成为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具体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求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性传统，须用求善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尤其是中国）价值传统来校正，或可避免愈陷愈深的现代文明危机。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在任何富有成效的科学思维中，不仅某种东西必须从我们丰富的、但多少有点模糊的直觉图像中抽象出来，且被当作人类抽象能力的成果而建立的某种概念到最后也往往变成了我们直觉图像的一部分。[2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5页。

他从哲学层面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气与精神（心、意识）的物质属性。注释： [1]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我以为这同那种被称为意识的狭隘性有关。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32]。

古代中国探索了一条由知内达外的思维途径，或能给我们诸多启迪。二是以能量为存在形式，质量（处于隐微状态）、信息寓于能量之中，如电磁场与引力场。

因此，关联制度的人文视野的扩展，与科学方向的内在定位相连，中华独特的科技人文特征可发挥积极作用。[11]可以设想，如果能够通过特定的方法，可以克服意识的狭隘性，开发20-30%甚至70-80%的大脑潜力，或许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完全改观。

守正创新在科技战略规划、科技重大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2]势在必行。[9]《高子遗书》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不过，许多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无法揭示直觉尤其是灵感的发生机理，而将其归结为上帝的神秘启示。[26]它特别推崇东方古老的体验和反省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之概括为中华文化反求诸己的内向性运用意识的方法论，这与现代科学成熟的外求法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1]西方与人文割裂的机械自然观，难以兼顾生命自身的价值理性。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既创领了新的人文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撕裂了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关联：工具理性反对价值理性，成为脱缰的野马而不能自控。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运用这些特殊方法我们往往更多体现在人文艺术、个人修养、宗教文化领域，如果能够总结其中的经验乃至规律，将之广泛推展应用于今日科技创新，或能大大提升人才创新性思维的开发。如《荀子·劝学》中指出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累点滴善行，慢慢成美德，人的睿智就自然获得，如圣人般心灵（慧眼）就具备了。

它和注重改造外在客观世界的西方观念迥异，也与马克思主义积极向外拓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是求诸己的过程和方法。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让人类充分见证了这个魔盒的威力。

那么，中医药学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呢？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它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具有引领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关于智力的创造性开发，提出了右脑工程之说。

如何在宇宙、生命、意识本质等酝酿革命性突破的问题上，开辟出新空间？如何在吸收人类科学与哲学优秀成果基础上，发挥我国传统科学、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确有对科技有机械必有机心的担心，奇技淫巧的观念亦不利科技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反映了对科技误用的人文节制考量。[12]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5][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1、649页。

现代科学以实证方式肯定了精神现象作为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事实。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入专题： 传统科技 创新思维 守正创新 。

它以事物或现象间属性异同为依据，发展到两类事物间的比较、同类事物间的推理。[10]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鉴于我国古代科技强烈的人文倾向，以人文道理支配、控制科技之运用，令其适于社会正当之用，故称之为适用更为恰切。问题在于，过分注重科技的功利化运用，导致抽象理论思维的不足（我国古代科技成果绝大部分集中在技术上），亦使处于经验观察阶段的实验无法逻辑系统地贯通起来，上升为基础普遍性的数理规律，从而造成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即使在高层次的理性思维中，也会时断时续、多多少少地借助于或者不脱离形象。将来科学的创造性思维，未尝不可把内外向实践方法结合起来，如欧文·拉兹洛提出的广义进化论指出的：要努力通过改变人类的内在限度，为未来人类进化指明道路[10]。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才能推动其发展，而代替、否定只能阻滞其作用的发挥。对直觉作为一种知识、一种认识能力、一种认知过程，可以洞察自明的普遍真理的申明几乎贯穿整个西方科学和哲学史。

我信任直觉，爱因斯坦这句名言为人熟知，但他无法以逻辑语言一一揭示创造性思维的特征。一般来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认识一个事物，我们用来测量的工具尺度要精确于被量度的对象才能有效。

承认脑和精神的相互作用，是当代脑科学共同的研究纲领。与古希腊人发明公理体系作为直觉运用的经典例子一样，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活动包含着大量基于观察经验的直觉思维的运用。

[30]《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73页。有调查显示，我国教育培养的孩子在国际比赛中显示了惊人的计算能力，而想象力、创造力的排名却比较靠后。